今年冬天，2月19号晚上，在《南京日报》上看见一个整版的报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讲述贵州省有一个叫狗吊岩的地方，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在那里，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没有盖过棉被。当地有个退伍老兵吴道江，1997年回到家乡，发现家乡还没有学校，于是把当兵五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山洞里修建了一所有五个年级的小学，每个年级的教室之间用一块一米高的木板隔开，在一个教室上课，隔壁教室可以听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里有孩子要去上学，那么全家就得把仅有的一套衣服给这个孩子，家里其他的人都不出门。华中农业大学的贫困学生徐本禹，在大四毕业时，暂时放弃了以372分考取的本校公费研究生资格，到了狗吊岩这个地方支教。
看了这篇报导就很有感触，第二天天亮就给《南京日报》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也想去狗吊岩这个地方，想知道徐本禹的联系方式。过了几天，他们查到了，告诉我。立即给徐本禹写信，请问他具体的路线。两个月后，徐本禹回信，说你要是能过来真的是好，你可以做火车到贵阳，我直接去火车站接你。后来开学，回到北京，一直为此准备，而最主要的，便是和徐本禹建立一种信任和被信任的关系，以及收集大家捐的衣物。
再后来，就是出发，现在，我已经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大水乡乡政府。7月29号10：30从南京坐K155硬卧出发，31号7：25到达，到现在，8月3号0：25，已经5天时间过去。
火车从南京出发，经过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然后进入贵州。我以为在火车上的45个小时会很难熬，其实不是，一上车就遇见去桂林旅游的四女一男，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坐我周围，用道地的南京话张家长李家短，讨论单位里男人的老婆，讨论那个“刘总”，讨论媳妇家的厕所，还有儿子“三角形”的身材，好多好多，整节车厢都熄了灯，他们还不紧不慢切开一个西瓜，围成半圆形边吃边继续讨论到凌晨，早上六点又继续。听别人说话不好，但是我们确实是处于一种想不听也不行的状态，他们用上了所有你想的到和想不到的粗口，听得人心旷神怡。那些原本厌恶他们如此肆无忌惮的周围的人，听到后来也和我一样不停地笑。他们的对话蕴藏了那样多的民间智慧，以至于我最后只想把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当作剧本的台词素材。他们当然不知道我坐在那里记录，依旧不停说着他们的，于是我这里就不停地边笑边记，写到手要断掉。比如我们来看其中一段——
女A：我们家门口有个女的，家里面养了条狗，乖，那个狗有一天自己跑下楼，跑到马路上给汽车轧死掉了，乖，那个女的哭欧！乖乖！她家娘老子死的时候她也没得那个样子哭哎！乖乖！哭的欧！
女B：（紧接着）是的哎！狗是会哭的哎！
你觉得这样的对话精彩吗？如果你不觉得的话，那么很幸运，我觉得这样的对话是台词中的上品，打岔，漂亮又反讽。
在这些中年人的唧唧喳喳中，27个小时很快过去，他们下车后，我一时还感觉不习惯。你可以说他们咋咋乎乎，或者没有文化，但是他们的不加掩饰和不暗藏大的心机，让我觉得安全。
与他们相比，剩下的人就让我头疼。和下铺的胡伯伯聊天，他是贵阳人，在南京从事传染病医治工作，年龄比我父母都大。问他一些贵州地形风俗还有气候方面的情况，聊到贵州支教的事情，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他当时就惊了，说这种事情你也相信呀，你知不知道贵州的人贩子是出了名的多，经常有随便在报纸上登个报道，把人都骗到一个地方，然后卖掉。后来，上铺的王洪也赶紧跑下来，出主意，说你绝对不能这样过去，我就是在云贵一线跑摩托车销售的，这样，你就坐这趟车直接到昆明，在我们单位宿舍住几天，我负责带着你在昆明玩。前面一个铺位的阿姨也赶紧跑来，说她是贵州安顺人，去过大方，那个地方绝对不是我这样一个女生可以忍受得了的，她说你就在贵阳下车，我介绍你进一家旅馆，你就住在那里，玩几天就回家吧，不要去大方了，那个地方太差太乱。
前前后后座位都开始热闹起来。每人说一句，中心问题就是贵州这个地方多么危险，自然灾害多么频繁，人心多么险恶，在山里面被卖了以后，逃都没有办法逃，并且那个地方的警察都是帮自己人说话的。还有，人一穷就会蛮，那里的男人都很不讲道理的，你过去以后，就给人做老婆吧，别想再回来了。最后大家又出主意，说你下车先把手机关掉，直接去找个电话，往贵州省教育厅打电话，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真的需要你去支教，你千万不要先和接你的人碰面，一见面，上了他的车，就由不了你自己了。
贵阳的、安顺的、昆明的、南京的，各路豪杰又举了他们亲身经历的好多被骗的事例，还有最近的泥石流和山体塌方，一再告诫我将要去的地方的凶险程度。
王洪三次把我拉到车厢连接处，告诉我“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安顺女人的话，她肯定是个女人贩子，我出来跑销售那么多年，我的眼睛不会看错人的”；安顺阿姨趁王洪不在，悄悄说，“你一个小姑娘自己跑出来，千万不要听信王洪那样二十多岁男人的话，他们最喜欢你们这个年龄的小女孩”；昆明的那位叔叔又悄悄告诉我，通常，最能说的人都很危险，就像那个王洪，那么能说，你千万不要上当；大家都去刷牙洗脸，准备睡觉，安顺的阿姨又跑来说，把你手机借我打一下，我说没电了对不起；南京气象学院的老师说，他们都不可以相信，你还是听你对面的那位胡伯伯怎么说。
胡伯伯终于开口，你不要去住那个安顺阿姨告诉你的旅馆，也不要跟王洪去昆明。你下了车以后，把手机关掉，先找一家旅馆住下，在贵阳玩两天，等到星期一，政府部门都上班了以后，去找贵州省教育厅，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然后你再坐长途车去大方县，让大方县教育局派猫场政府的车辆来接你，这样才比较保险。
晚上一直睡不着，心乱如麻，一个人坐在窗前，突然觉得窗外那些黑黑的山特别可怕，问自己，我该相信谁？想到半夜，做出决定，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和接我的人一起，去该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
真是搞不清。人心隔肚皮。
二
天亮时，打开手机和徐本禹联系，谁知情况又突然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他说他已经不在狗吊岩，在大水乡，他不能来接我，由他新交的女朋友和大水乡的沈书记开车来接我，他已经把我的电话给沈书记，到时候沈书记会给我打电话。再问徐本禹别的，他就说忙，再问，就没有回音了。
快下车时，胡伯伯问情况如何，就告诉他，徐本禹不来接我了，换成了他女朋友和一个沈书记，他们自己开车来，地方也不再是狗吊岩，而是大水乡。胡伯伯问徐本禹刚才打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告诉他，他立刻查号码簿，说不是贵阳的，但是查不到究竟是什么地方的区号。再过了一会，七点的时候，沈书记发来信息，说他已经在贵阳火车站出站口等我了，就他一人，手上拿一份《贵阳日报》。前后车厢那些原先参与安危讨论的人一下子又热闹起来，大家又开始新一轮的轰炸。胡伯伯说你就和那个给你发短信的沈书记说，我是你的表叔，你下了车要跟着我到贵阳玩一下，你先按照他给你发短信的号码给他打个电话，我来看看他的口音。拨电话过去，胡伯伯用贵阳话和沈书记交流，告诉沈书记，我们一会就下车。
挂电话，胡伯伯说，他是贵阳口音，贵阳的骗子也很多的。不作声。明白可能大家真的是为了我好。王洪说这样，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我定期给你打电话看看情况，你再和这位胡伯伯互留一下联系方式，下车以后呢，你还是记得把手机关掉，让接你的人找不到你，然后跟着胡伯伯找一家干净的旅馆住下，然后再按照胡伯伯昨天和你说的去做。胡伯伯说他弟弟开车来接他，我下了车和他走就行了。
半小时后，火车到站。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我已经懵了。是想相信自己，可是徐本禹那里突然变化那么大，而且一问三不知，原先他说的来接站的一男一女又变成了只有一个男的，坐长途车又变成了有个男人自己开车过来，问他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也不说。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晕晕地把电话留给胡伯伯，胡伯伯说把你家里电话也留下，我如果一段时间实在联系不到你，就和你家里联系，毕竟，你家里人还不知道你是来的是这么危险的地方，万一出什么事情也好报警。又晕晕的把家里的电话留给了他。
和胡伯伯以及他弟弟一起出站，一眼就看见沈书记。一起走上前。沈书记带我们去到他的车前，胡伯伯先拿着数码相机悄悄拍了一张他的车牌号，让我把捐的东西和给徐本禹女朋友带的两包零食放他车上，然后问沈书记叫什么名字，具体职务是什么，点点头，想一下，说我小侄女想在贵阳玩两天，我们车在前面，要先走了。而后帮我拉着行李往他车那里走，我说“表叔”你等一下，再走上前和沈书记说你等一下。回过头和“表叔”说，我觉得沈书记可以相信的，我就和他一起走了好不好？“表叔”说，不管他是不是可以相信的人，你还是到教育局去做个登记比较保险，别管了，你先上车，先找个旅馆住下再说，你上了他的车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管不了了。
之所以说沈书记可以相信的原因在于，贵阳火车站很多卖报的小孩子，他出站时走得离我以及我“表叔”有一段距离，我看见他把接我时拿的那张《贵阳日报》顺手给了一个卖报的小男孩，说这是刚才在你这里买的报纸，还给你，还可以再卖。小男孩笑着接过报纸，一蹦一跳继续叫卖。
我觉得接我的那个沈书记即便是个恶人，有这样一点善良在，也不会凶残到哪里去。
上了胡伯伯的车，在车上一句话不说，不着边际地想关于“信任”的问题，他和他弟弟帮忙找旅馆，找到位于延安巷的虹祥旅社，离长途汽车站近一点。付定金住下。他们将走，说一定要保持联系，一个星期没有你的消息，就要告诉你家长了。我说好的，谢谢。
在旅馆坐了一会，徐本禹来电话，说沈书记没有接到你，白跑一趟，心里很不是滋味呀，还冒出一个“表叔”，要和表叔在贵阳玩。我说你怎么那么没谱，问你什么也不说，你的那个“女朋友”呢，他说在宾馆里睡觉呢。我说你怎么由狗吊岩变成大水乡啦，他说哎呀，你来了再慢慢说，半年多过去啦，这里发生了好多变故。我说那沈书记他们住哪里，我在延安巷这里。他说别急，他一会儿和你联系。
退房。沈书记开车来拉行李，就这样，还是上了他的车。
再后来，真的和胡伯伯保持联系，只要能和外界联系上，都会记得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上了沈书记车后，告诉他，安顿好，一切都好。周一时，说已经在教育局做登记，一切都好。周二时，告诉他已经到达山区，北京的手机卡没有信号，改用当地人的一张卡。8月3号，告诉他，4号要上山教书，手机将没有信号，一个星期后再联系。他都说好，说那他就放心了，你要保重。不见面的联系，一点破绽都没有。
在沈书记他们这边呢，他们还老说起这件事，还有那个“表叔”。除了父母面前，我真的不会撒谎，一撒谎就脸红心跳，六神无主，所以他们一定早就发现，各自在心里笑一遍。掩藏在文字下面的不真诚可能不是那样容易被发现，就像我和“表叔”的这种报平安，那样心安理得，我终于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宁可选择冷冰冰的电子交流或者短信来代替当面的交谈，可能，就是怕被人看清。
见到沈书记，心中不是没有愧意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徐本禹那里说变就变，没有预兆并且没有理由，就连当地今年3月通上电还是我一再询问后他才告诉我的。有的时候想，如果胡伯伯恰好是个坏人，那我就被他卖了，或者沈书记不是个好人，那么我也一定很惨，幸好，他们表面上都不坏，并且都没有害人之心，对我非常友善。只能归结于，自己运气很好。
后来想想，就觉得很可笑，亲自用半年时间和徐本禹建立起来的一种信任和被信任的关系，竟然可以被几个人在不到半天的时间生生撕断，那么 “信任”本身是不是真的可以被信任？我们对自己的信任又是不是真实的确定的？半天的时间，内心进行了那样激烈的斗争，却还是像被摆布的玩具。一个人在外面，真的是冷暖自知。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多累。
和徐本禹呆了几天后，也理解为什么他根本没空搭理我。我看见《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时还很早，半年内，他的故事被以湖北和贵州为主的媒体撰写多次，并且在做完一档电视访谈或者报纸报道后，徐本禹会给听众或者读者留下手机号码，于是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要回复国内的“热心人”的信息，还有几个女生，发来的第一条信息就是“徐本禹，我知道你的事迹后很感动，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以及比这样的更加种类繁多的信息，徐本禹都是要抄下来的，如此，每天即便是在吃饭，他也要抱着手机和外界联系，否则过一会儿信息存储就会满。8月份起，因为各方捐助，他有三部手机，但还是不够用。
笑着和徐本禹说：“徐本禹，你完了。”他眼皮好不容易抬一下：“啊？什么？你说什么？不会的吧。”继续低下头发短信。
三
还在贵阳。中午沈书记请来吴道江部队一个姓赵的老战友，以及这个战友的两位兄弟，我们一起在贵阳有名的菜根香吃饭。沈书记说，那位赵叔叔是南京政治学院毕业的，你应该会感觉亲切一些。席间，那两位兄弟一直不动筷子，只是往他们孩子的碗里夹菜。穿得脏脏的孩子把碗紧贴胸口，躺在大大的靠背椅后面，怯怯地望着我们。
“是不是你们当地的孩子都和刚才吃饭的那两个孩子一样？”我坐在车上问沈书记。“不是的，那两个孩子算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因为赵叔叔的缘故，他们的父母在昆明打工，他们也都在昆明在小学里借读。你到了我们那里就知道，他们实在算是太幸运的。”
下午从贵阳出发，上贵遵高速，再走贵毕高速，下了高速，第一站是黔西，接下来直接开到大水乡。下雨，“我们用的是大水乡最好的车和最好的驾驶来接你的”，沈书记边开车边说。然而走在高速上，看见前面山体塌方掉下来的大石块，以及被砸烂的高速路护栏，心里还是隐隐害怕。“你看这里的高速，单行道，豆腐渣工程”，他笑。我也笑。“修这个路的贵州交通厅的卢万里已经被抓起来了。”到了黔西，雨停，下车走动，再开上去大水乡的路。石子一颗颗在车轮底下，手紧抓前方保险杠，还是觉得像坐过山车，五脏都要被颠出来。有好几段路，有一边是玉米田，高高的在下面，车子若控制不好，翻下去一定没命，于是皱紧眉紧握拳头，还好驾驶的技术高超，平安渡过。
平安到达大水，这个地方路边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标语，比如“生男孩是运气，生女孩是福气”“没有女孩，就没有男孩”“不嫁文盲汉，不娶文盲女”“少生孩子享清福，多生孩子苦难言”，还有什么“一手抓计划生育，一手抓科学种养”“要致富，少生孩子是条路”，压韵得很，特别可爱。
晚上8点吃饭，炖猪脚火锅，贵州茅台酒，书记和乡长都在。他们说，这是当地政府招待客人的最好的饭菜。在乡政府住下，依旧是他们最好的房间，很舒服，有水有电，还可以洗澡。这里的作息时间普遍推迟了一个小时，9点早饭，下午1点午饭，晚上8点晚饭。每次吃饭，不管吃什么，面前都有一小碗辣椒，自制的那种，据说这里都是这样。一般家庭吃饭，一甑子（甑，蒸饭用的木制桶状物）玉米饭，一大碗辣椒和一大碗酸汤，酸汤是冷的，里面是酸菜和四季豆。酸菜是当地特有的白菜，经过发酵有了酸味，就成了酸菜。当地人把酸汤倒在玉米饭里，拌上辣椒，每一顿都是这样，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在政府的伙食显然要比当地山民家中好很多，因为贵州的喀斯特地形以及地势的关系，蓄不了水，这里种不了水稻和小麦，主要的作物只能是玉米、土豆和烤烟，但是我每次主食都是米饭，是他们从很远的地方买来的。我觉得高兴，平时在家或者在学校吃饭就是，不管吃的是什么，一定要有辣椒，很辣的那种，在这里自然很适应，开始时每次吃饭，书记乡长都要说，小慧幺你怎么这么能吃辣子哦，你是哪里的人哦，到后来已经见怪不怪，就不问了。
吃完早饭后，有时候会从乡政府这条路往下走，走到田间，拎着鞋从小溪里趟过去。我带了两个相机，一个装彩卷，一个装黑白，外加一个标镜，一个长焦和一个广角镜头。和那些种地的农民打交道是一件愉快而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主要是彝族、苗族和布依族，我说普通话他们还是听不懂，语言不通，我们彼此只用微笑交流。给他们拍照他们就站在那里憨憨地笑，拍完后我说谢谢，他们听不懂，还是笑，走远了回头，发现他们又开始挥动锄头，然而脸上的笑容还在。
晚上吃饭前会停电，书记就打电话，说你出来吧，我和老乡都坐在外面乘凉呢。
就来就来，穿好衣服到乡政府对面的大树下，一条长椅上放一大盆葵花子，是直接从田里的向日葵上收下来的，没有经过炒制，只是放在外面晒了一下。原始的食品。还有炸的土豆条，撒上很浓重的辣椒粉。书记做翻译，我问老乡，一颗向日葵可以收多少这样的葵花子，他说不好说。我说这样的一大盆要用到十棵向日葵吗，他说应该不止。这是他们招待客人的。
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让你觉得，自己受到的是难得的最优的待遇。很过意不去。
原先，在和朋友说了我要去狗吊岩支教的决定之后，就有一些年长的朋友提醒，说你应该把它变成一件政府的行动，这样比较有安全保障。你一个人贸贸然地去，非常危险。我也想了一下，还是决定个人行动比较好，这本来就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对当地的打扰当然也是越少越好。麻烦也是越少越好，做得越淡越好，至于安全不安全，在于自己的命好不好。没有想到，最后由于徐本禹的原因，他来到了大水，并且他给大水带来了一所希望小学，我沾他的光，我的行动也很意外的变成了一个政府行动。这是让我始料未及的。
四
8月1号上午走山路前往我将去教书的大石小学先看一看。大石村是大水乡一所较为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寨，主要是彝族，还有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全村只有两户汉族。大石小学便是这个落后村的唯一一所学校，据说狗吊岩在一个香港老板的资助下，一所希望小学已经建立了起来，大石小学的条件更加艰苦。我和徐本禹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来支教，并且想看到最贫困的一面，那么就去大石小学，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政治和教育之间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的原因。大水乡政府的高师傅在前面带路，我跟着他翻山。他对这条路已经非常熟悉，我跟着他走最近最好走的小路，不到2个小时就走到，虽然走得不轻松。
从大石小学外表看，就是一幢2层楼的木头小屋，那种破旧，让你觉得随时都有倒塌下来的危险。下面有两间教室，楼上有两间，要通过一个摇摇晃晃的梯子爬上去。楼下两间的教室有很矮很旧的几张小桌子和几张长板凳，楼上的没有。他们总共五个年级，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四五年级在一起上，一年级单独上，每天8：15开始，一节早自习加三节课，中午12：00下课，13：30上课，下午两节课，15：15下课。孩子们一般不吃午饭，曾经有个香港人来，问他们，你们这样不吃午饭下午上课能吃得消么，孩子们笑而不答。课间休息是10分钟，打上下课铃是用铁棍敲一块挂在学校前面的锈铁。在楼上上课的时候，楼下的孩子得把长板凳搬到楼上。学校前面有几个玩耍的村长家的孩子，他们玩的东西是一只被绳子拴住的黑底花蝴蝶。当我走近的时候，他们就咯咯笑着一窝蜂跑开，有的躲在木板后面，偷偷从木板的缝隙里看着你。
中午在高支书家吃饭。面前一小碗辣椒，用甑装的米饭、豆芽辣椒炒腊肉、葱段辣椒炒腊肉、酸汤。孩子和妇女都不上桌，由高支书陪我们吃，吃完以后小孩和妇女再上桌。后来问了沈书记才知道，这里的农家招待客人最好的便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腊肉是来了很重要的人，才跑去屋顶割一块下来，米饭也是。
更加不好意思。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想惊动太多当地人的原因。
8月2号沈书记带我走访当地最贫穷的人家。据说，毕节地区是贵州省最贫穷的地区，大方县是毕节最贫困的县，大水乡又是大方的贫困乡，这些人家又是大水乡最贫困的农户，穷中之穷，究竟会是怎样？我们看到的最穷的三户人家都是苗族人，房子离得很近，进第一户，一位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小女孩稀稀黄黄的头发和她们满是干鼻涕和灰尘的脸很难让你辨出她们究竟是男是女，幸好有书记做翻译，进她们的家，屋顶都是漏的，外面下雨里面也下，中间一堆炭火，煤油灯，一锅猪食加土豆，被子和床单薄并且脏。还有两户人家基本也是如此，有一户是老爷爷带着他的孙子，我问他们收入来自哪里，他说靠“租牛喂”。沈书记告诉我，“租牛喂”的意思就是，把人家家的母牛牵来，每天喂她吃草，差不多一年，喂到母牛下崽，下的崽就归他，然后把母牛还给原先的人家。
在回来的路上，书记还告诉我，这里的农民基本都吃自己种养的东西，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抱一只鸡或者扛一袋玉米到镇上去卖，一次差不多能有二十来块钱，这些钱主要是买油盐，还有就是人情往来，某家死了人，给上五块，某家有婚事，给上五块十块。
这里是土葬还是火葬？我问。土葬，当然土葬，农民们不兴火葬的，你可以看见周围的山上有好多土坟。
那么，他们不花钱买衣服吗？继续问。哎呀，农民一年能买上一套衣服就不错啦！他们一般见客人或者去镇上赶集时才穿上干净的新衣服，平时在家都很随意的，这里很多农民，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洗过澡的，书记说。
那大家捐的衣服呢？依旧好奇。这些衣服先是到乡政府，然后统一分给农户，即便这样，他们还是舍不得穿，还是当新衣服一样收好。有一次我们把深圳扶贫基金会发的一批白T恤发给他们，这些T恤上都印着“深圳扶贫”的字，但是农民们不认识这些字，你到镇上赶集就会看见，他们喜滋滋地穿着这批T恤，把胸前的字挺得高高的。书记笑。
我说不出话，觉得心酸。文化上的心酸。
到处都在说“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谁都会说，躺在舒适柔软的沙发里，指手画脚，一套一套的。然而，真正的农村农业农民又是怎样的，真正的应该解决的又是什么？你知道吗？在你每天不用喝酸汤吃玉米饭的日子里，在你不用点着煤油灯，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缩成一团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的人的想法吗？
贫穷已经不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他们祖祖辈辈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已经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是贫困，或者他们觉得，这样生活已经很好。城里的人捶胸顿足呼喊着我不要一成不变的生活，呼喊着我要改变我要改变，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这里蕴藏的，便是一个生活和变化之间的关系。
在8月1号从大石小学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去上课，应该讲些什么，对于孩子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几天下来，所见所闻让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一种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向往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了外面有一个不同于你的现状世界，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那么，你就应该努力奋斗。
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想到，其实外面的世界真的不那么美好，封闭山区的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起码不会被肮脏的东西同化。劳作劳作，世代都是如此劳作，习惯了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改变他们？
两种想法的交织，让我觉得非常矛盾。
五
8月3号下午2点，大水乡的大石希望小学奠基。捐款8万修建这所小学的华中师大的老师和捐款买学校桌椅的刘力阿姨已经在2号晚上到达，3号上午，被邀请的各方领导也将到达。沈书记说，大石小学的所有孩子将在上午10点全部到达，然后列队迎接大家的到来。
徐本禹给我看过央视来拍摄的狗吊岩的希望小学奠基时的录相，录相中，早在仪式开始前好几个小时，孩子们就聚集到原先的山洞小学，然后集体列队走山路到奠基的地点。有的孩子紧紧抱着一个饭盒，家里不止一个孩子上学的，就拎一个小桶，里面是他们中午将吃的玉米饭。这些饭盒是某厂家一次性捐来的。还记得，在我高三那一年，作为南京市学生记者的代表，和江苏省长一起坐车去淮安参加十一届全国书市的图书捐赠仪式，在周总理故居，我们还没有到，当地的孩子们就穿着统一的整齐的衣服，双手拿着工艺花在等待，有太阳，很热。在我们尾随省长进入捐赠仪式的现场时，孩子们在指挥一声令下，一边高高挥舞手中的花束，一边竭力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贵州这里气温不高，但是紫外线很厉害，我在两天前走过一次山路到大石小学，回来还没什么感觉，第二天起床发现所有裸露在外的皮肤都很红，脖子后面不仅红，还疼，至今都疼。想想山区的孩子们将等待那么久的时间，不是不心疼的。好在每个人都有长大的那一天，长大了，一切都好了。
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一直等县委书记过来，等到14：45终于出发。坐越野车上山，快到目的地已经三点多，从前方车窗看见很窄的山路两边有的孩子一手拿一支塑料假花，有的高举一个纸扎的花环，还有的拿一只瘪瘪的气球，两个老师带队，夹道欢迎。太阳很辣。当我们的车靠近时，孩子们齐声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感谢感谢，衷心感谢！致敬致敬，崇高致敬！”他们那么用力，方言那样重又那样稚嫩，额头上的青筋都暴出来，我一下车，孩子们呼的声音更大，黑黑的手黑黑的脸黑黑的衣服，满头的汗还拖着鼻涕。从上午十点站到现在，结果是眼见一辆辆汽车开过。我觉得无比难过，我对身边的孩子说你别喊了别喊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像上的发条一样和其他人一齐喊着统一的口号。县长下车，在前方摄像机的镜头前笑眯眯地走着，一切都像摆好的。我站在路边，看着身边的像是在背诵经文的孩子，眼泪止不住的流。
最后一个领导走过，孩子们 “欧”的一声从后面簇拥上去，等我走过去时，他们已经整齐地在主席台下列队，以立正姿势笔挺地站好，两个老师走来走去整顿队形。领导们一个个发言，说一些我都不懂的话。县城媒体走来走去拍照，太阳依旧很辣，哪个孩子不站好，就会有老师走上来当头一下，我站在阴凉地看着前面，依旧泪流。
发言结束，领导们聚在一起挖土，讲台上没有人，但是孩子们还是不允许散开。我问身边大眼睛的彝族小姑娘：“你多大了？”她说七岁。我问：“你有没有读书？”她说没有。我再问：“你想不想上学？”她不回答我，跑开了。
很显然我们语言交流有障碍，每一句话都要问五次以上才能得到回答。
再问身边另一个小姑娘：“你多大了？”她说十二。我说：“你上几年级？”她说六年级。我问：“你下面还上不上中学？”她说上，在大水中学，离她家很远，每天要走很长的山路。问：“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来的？他们一直在这里做什么？”她说十点就来了，她也是，他们一直在排练迎接领导的各个步骤。我指着整顿队列的老师问她：“这些老师平时教你们什么？”她说教不了什么，那些老师不过是初中毕业。再问：“你喜欢你们的老师吗？”她说不喜欢，老师很凶。
在我们说话的间隙，这个小姑娘跑到旁边搬给我一张长板凳，用袖子拂一下，说姐姐你坐。
从这些孩子的眼睛中，我知道在之前我的两种想法中应该取哪一种。孩子们对于外面的世界其实都是有向往的，即便现在没有，迟早也会有。因为这个地方既然能够被我知道，自然就会被更多人知道，我应该给他们的，其实是一种想象力，借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就是这样，想象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你可以由自己绝对控制的东西，有了一种想象力，自然就有了奋斗的动力。
8月4号清早，我将进山，从早自习到下午放学，上三个年级的课。住村委会的二层小楼里，上三天后回乡政府。我已经决定，明天的课除了自我介绍，就是给大家讲“诚信”，告诉大家，说什么就要尽全力做到，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走出大山，当上县长，一定要守时，不可以让所有人都在烈日下等你。
六
我已经上完三天的课，回到了大水乡政府。
同时来支教的还有一个女生李萍。全校6个年级，第一天上课之前先集合，把6个年级的同学都集中在木房子前的空地上，和校长商量怎么分配教室和学生。校长说话一直很小声很谦卑，总是“孙老师啊”“李老师啊”“我来和你们商量啊”这样说，校长总是解释：“实在没有办法啊，你们也看见了，我们就四间教室，每间只有这么点点大，实在是不能留下所有的学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最后我们留下了中高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回家。很多一年级的小孩，哭着离开学校。
李萍教三四年级，在楼上。我教五六年级，在楼下。第一天还比较正常，我教的班级有一二三五六，总共五个年级的人。可是第二天我就发现，我们班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带一个的，都来了，一张长凳上都挤挤地坐三个以上的人。到第三天，人还在不断增加。
课程设置得很自由，没有限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第一节课要求大家自我介绍，可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敢开口，即便被点到站了起来，说话声音也非常小，并且我说话他们能听懂，他们说话，我却很少能听懂。第一天的下午上课，我问：“今天上午的黑板是谁擦的？”听见下面好几个同学说王静微的名字。我说：“请他自己举手。”就看见一个很瘦小的男生低着头慢慢地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我说：“王静微谢谢你帮我擦黑板。”然后送他一支铅笔，全般同学鼓掌表示鼓励。他笑了一下，红着脸晃悠悠坐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上课，又问：“昨天晚上的黑板，是哪位同学为我擦的？”还是没有人举手，还是有好几个同学在下面小声说王媛媛的名字。我看着王媛媛说：“自己举手。”她怯怯地把手举起来。我也送了她一支铅笔，要求全班为她鼓掌。她是全班最矮小的女生，一年级，把头低得很低。我看见，黑板最上面的部分有被掸的痕迹，但是没有擦干净，显然，她够不到那么高。
第二天早晨表扬过王媛媛以后，下课就开始有同学主动来擦黑板并且小声地和我说话了。第二节上课，我问：“谁没有吃早饭？”没有人说话，过半天，一个叫高光超的六年级男生尴尬地举手，我把带来的一包饼干给了他，他脸一下子红了。又有同学在下面说，谁谁谁也没有吃，我说我只有一包饼干，我知道一定还有同学没有吃，可是他没有举手，很可惜。
第三天上课，一上课就问，谁没有吃早饭，刷刷的十来个人一齐举手，我从山下准备了六块曲奇，分给了六个同学，每人一块，迟到的没有发。一年级的孩子有的当时就笑起来，往嘴里连塞是塞，起来回答问题时还一边抹嘴一边大嚼。从第三天上课起，愿意举手回答问题的人多了起来，要请同学上讲台演示时，愿意尝试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还站起来举手。中午快下课时问，有谁愿意中午休息时把教室卫生打扫一下，几乎所有人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下课的时候问大家话，大部分人也都可以抬起头来说话了，甚至很多次都有孩子说，老师你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些变化，都让我觉得非常欣喜。
教室没有窗户，上课的时候永远是光线不足并且灰蒙蒙的，房子是木头做的，地是土地。下课的时候，经常有附近人家的狗进教室来觅食，上课的时候又扫兴地自觉离去。楼上只要有一个孩子跺一下脚，马上我们的屋顶上就会掉下一层灰。在我们教室中间的屋顶有一个洞，经常会有楼上的孩子捣乱，撒下一把灰或者一把纸屑。我清楚记得，第二天下午上课，突然一大声响，在教室的右后方屋顶，一小块木板掉了下来。等大家回过神来，一个楼上的孩子的腿已经直直地垂下来。我们班同学哈哈大笑，那个楼上的同学赶忙把腿捡回去。写作文的时候，有同学抬头，对着屋顶的洞说两句，楼上这个同学的兄弟姐妹就会塞一支铅笔或者一本本子下来。下雨的时候，屋顶的洞也成了大家游戏的工具，楼上同学跺一脚，楼下同学站在板凳上，把伞尖伸进洞里往上捅一下。完全是在苦中作乐。
我上课的时候，经常感觉头顶有东西往下落，嘴巴里都是，后来知道是一层层的灰，已经见怪不怪了。
从第三天开始，每天课前，我们都要进行一个“free talk”。在前一天晚上放学以后，我给班上的一个孩子讲一个故事，然后他/她再复述给我听，第二天上课时讲给大家听。第一个被挑中的是一年级的黄玉娟，给她讲安徒生童话《星星的金币》，她的普通话最好，应该会有一些榜样作用。结果晚上我讲了一遍，她站在黑板前练了好几遍，已经不错了，我说你回家记得再练练，明天九点上课，我八点四十在教室门口等你，你再说一遍给我听，记住了吧。她高兴地说是的老师。结果第二天直到九点上课，她还没有来，九点五分的时候总算喊“报告”进来，从上到下换了一身衣服，头发也经过修饰，盘了两个麻花辫，还戴了一朵花。第一节课是讲不成了，通知她下节课演讲。第二节课她上台，下面低年级同学起哄，我说不要紧，尽管大声地讲，“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小姑娘，独自走进森林，”慢慢的下面声音变小，越来越静，最后大家都不出声，听她讲。这样真是好，于是以后每次课前，我们都将进行一个 “free talk”。
每天至少五节课，站在讲台上一直讲，原本我以为是“天黑就睡觉”，实际的情况是，下课就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然后起来批改作业，九点再上课。有一盏电灯，没有自来水，就到水塘边，从那根竹管子里接山上淌下来的泉水喝，刷牙洗脸也都是，冷冷的甜甜的。孩子们下课喝水就把那根竹管抬起来，直接放进嘴里。厕所离住的房间有一段路程，一间茅草屋，化粪池上面是几根木板，摇晃，人的一切排泄便都在两根木板的缝隙间完成。据说化粪池很深，上个学期，有个同学上厕所时掉了下去，等漂上来时已经死了。我和李萍住在大石村的村接待处，有一张桌子两张木床，大石村的人从自己家抱来被子床单，给我们铺好。有窗户，但是好几档都没有玻璃，我们用报纸糊上，晚上刮大风的时候，报纸也被吹破，噗噗地响。我一直觉得，生活上的苦都是小事，都是很容易克服的，所以从来不和村长或者书记他们说，向别人也极少提起。然而，半夜被冻醒的时候，裹紧被子坐起来，周围一片漆黑，一个人呆呆望着窗外，四周黑鸦鸦的群山压过来，这样的感觉，不是不苦寂的。
在我和李萍一起教了三天以后，一位54岁的志愿者王阿姨从狗吊岩回来了，第二周开始，我们三个人将一起负责大石小学的教学工作。可以让那些哭着回家的孩子回来上课。李萍8月14号回去，我打算20号回去，王阿姨明年7月回去。
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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